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的塑料座椅总有一股被太阳晒透的味道。午后三点，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歪着脖子打盹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车票。他的行李袋放在脚边，拉链上拴着半截红绳。广播每隔十分钟响一次，报出某个县城或乡镇的名字，那些地名带着尘土和河水的质感。他偶尔睁开眼，看一眼墙上的钟，又合上。汽车站就是这样，把一群要去同一个方向的人暂时收拢在一间屋子里，彼此不说话，却共享着同一段等待。

汽车这种机器，说到底就是把人和行李从一个点搬到另一个点。它不像火车那样需要铁轨，也不像飞机那样需要跑道。一条柏油路，几个停靠点，就能把山里的橘子运到城里，把城里的布匹运到镇上。我见过一辆老式的解放牌卡车，车斗里坐着七八个人，还有两只捆着脚的鸡。司机叼着烟，换挡时发出很响的咔嗒声。那辆车跑了十几年，门把手磨得发亮，座椅的弹簧早就塌了，可它还是每天早晨六点准时从村口出发。

开长途车的司机有个习惯，喜欢在仪表盘上放一包烟和一块湿毛巾。夏天毛巾用来擦汗，冬天就用来擦挡风玻璃里面的雾气。他们记得路上每一个坑洼的位置，知道哪个坡道要提前减挡，哪个弯道对面看不见来车。有个跑川西线的师傅告诉我，他最怕的不是塌方，是半夜在荒无人烟的路段爆胎。换轮胎的时候，手电筒夹在腋下，风从山谷里灌进来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这些经验没什么特别，只是跑得多了，身体自己就记住了。

坐汽车的人和开车的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。乘客从不问司机还有多久到，司机也不解释为什么突然停了车。大家默认了这种关系，你付钱，我送你，路上发生什么都是路上的事。有一年冬天我坐夜班车从一个小镇回城，车在半路抛锚，司机下去修了四十分钟。车厢里没人抱怨，有人继续睡，有人下车抽烟，一个老太太从布袋里摸出两个煮鸡蛋，分了一个给旁边的年轻人。车修好之后，大家又回到各自的座位上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汽车站附近通常聚集着一批小摊贩。卖煮玉米的、卖茶叶蛋的、卖地图和晕车药的。他们知道哪趟车晚点最多，哪趟车的乘客最舍得花钱。一个卖煎饼的女人在出站口摆了六年摊，她说自己能认出大部分常跑这条线的司机，看他们进站时的表情就知道这趟车顺不顺。有一回一个司机连着跑了三趟长途，眼睛红得像兔子，她多给他加了一个鸡蛋，没收钱。司机也没推辞，咬了一口煎饼，说了句“这趟跑完就歇了”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候车室里的灯管亮起来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。打盹的男人醒了，把车票塞进口袋，拎起行李袋往外走。检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，他站到队尾，打了个哈欠。外面停车场里，一辆蓝白相间的大客车正在倒车，尾灯一闪一闪的。有人喊了一声“走了走了”，队伍开始往前挪。发动机的声音从低沉的怠速变成沉闷的轰鸣，车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又关上。车缓缓驶出车站，汇入路灯刚刚亮起的街道。